遵义会议期间最先抵达綦江的部队是红一军团二师四团

xia2021

第三届成渝双城历史文化论坛召开

4月9日，由川渝两地学界联合举办的第三届成渝双城历史文化论坛，以“线上+线下”方式举行。来自川渝两地的70余名专家学者论坛围绕“民族复兴进程中的成渝革命历史文化”这一主题进行交流和探讨，展现最新学术研究成果，迎接党的二十大召开。

成渝双城历史文化论坛是成渝学界共同搭建的重要学术交流平台，在成渝两地轮流举办，2019年在重庆举行了第一届，2020年在成都举办了第二届，第三届原定于2021年秋举行，因疫情原因延期至今。本次论坛由西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重庆市重庆史研究会、四川大学城市研究所、中共成都市委党校、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主办。论坛主会场设在西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成都分会场设在中共成都市委党校，重庆分会场设在红岩干部学院，两地三个会场同时举行。

来自四川大学、重庆大学、西南大学、西南政法大学、西南交通大学、西南民族大学、重庆档案馆、四川省社科院、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等高等院校、科研院所、文博单位的近70位学者参加了本次活动，并提交了63篇论文。

论坛分为主题发言和分组讨论环节。来自重庆、成都的10位专家学者分别以《论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政治指导者》《试论中共早期农民运动对民团的争取与改造》《遵义会议前后红一军团在黔北、渝南行军若干历史问题的讨论》《抗战时期新华日报馆图书出版发行工作研究》等为题，分享了自己的最新研究成果，并围绕中共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革命文化和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和讨论。

例如，重庆市重庆史研究会会长周勇、西南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耿密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了敌后抗日根据地和敌后战场，对抗战的全局走向以及大后方和沦陷区的抗日运动开展政治指导——提出并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擘画抗日战争的整体方略，坚持抗日与民主并行等主张，发扬英勇不屈的抗战精神，对抗战的胜利发挥了中流砥柱作用。因此，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的政治指导者”。

与会学者表示，本次论坛是成渝历史学界的一次学术盛会，是两地历史学者贯彻中央精神，助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具体行动，不但加强了川渝两地学者之间的交流，为唱好“川渝双城记”搭建了平台，而且对常态化疫情防控条件下如何举办学术会议进行了积极探索。

专家观点1：

赴法勤工俭学人数重庆占全川的三分之一多，其中巴县、江津县名列重庆、甚至整个四川的前茅

本次论坛公布了不少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令人耳目一新。

革命时期的巴渝大地，一大批学子赴法勤工俭学后确定了共产主义信仰。这些学生中，重庆有多少人?有谁去了?他们勤工俭学的钱从哪里来?在本次论坛活动中，不少学者给出了答案。

“四川是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最早兴起的省份，也是当时全国赴法学生人数最多的省份。”四川外国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惠科与重庆市重庆史研究会会长周勇在《中国共产主义早期历史的新探究》一文中提出这样的观点。

惠科称，重庆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兴起于“五四”运动的高潮时期，标志性事件是1919年8月28日重庆总商会会长汪云松、巴县劝学所视学温仁椿等人发起组织的重庆留法勤工俭学会，同月又在夫子池创办学制一年的留法预备学堂。当时社会各界名流筹集款项2万元，用作学堂日常开销及学生赴法旅费。

1922年题名为《留法勤工俭学生之经过情形纪实》的文章统计，各省勤工俭学人数四川最多，有468人，占到全国赴法学生总数的四分之一，重庆的留法人数又占全川总人数的三分之一多，共计190(仅指本籍学生，不包含外地来渝学习，或进重庆出发的其他地方学生)。其中巴县、江津县的留法学生又名列重庆、甚至整个四川的前茅。

这种说法在《巴县赴法勤工俭学记略》得到印证，该书记载全国赴法勤工俭学人数以四川、湖南两省最多，占总人数的一半。其中重庆巴县47人，占全省第一。巴县外，留法学生最多的属江津县，43人，包括聂荣臻、冉钧、江克明等。

重庆市档案馆研究员温长松对市档案馆保存的巴县劝学所档案等资料研究后发现，一名叫喻正衡的学生是1919年华法教育会组织的留法勤工俭学生中巴县第一人，当时他20岁。

留法勤工俭学生赴法的费用按性质不同有所区别。《时事新报》曾报道了同邓希贤等一起去上海的84人，按经费来源分为贷费生和自费生。在法国，一部分巴县籍勤工俭学学生进入工厂做工，当时，华法教育会还向后工学生发放每天5法郎的维持费。少数经济困难学生申请了贷款。

温长松称，“他们中大多数在自身经济比较困难的情况下，以勤工为主但仍坚持求学之路;部分人员开始接触、学习、研究、信仰马克思主义等进步思想;有的人参加了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等组织，并由此走上了革命道路。”

专家观点2:

“新华方面军”不仅指新华日报，还包括新华日报馆印行的图书和刊物

“抗战时期，新华日报馆先后出版印行上百种图书出版物。这些出版物通过门店发行售卖、报纸广告推销、秘密印行散发，与《新华日报》《群众》周刊共同构建起中国共产党宣传战线的‘新华方面军’。”西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蔡斐说。

蔡斐和他的研究团队发现，新华日报馆在抗战时期先后出版发行的图书超过上百种。这些出版物包括宣传中国共产党关于统一战线方针、介绍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战略战术、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顽固派、传播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例如，1938年7月25日，新华日报馆在武汉出版《论持久战》，书名由毛泽东题签，封面上也有毛泽东的题词。距离延安解放社《论持久战》(第一版)出版仅20多天后，武汉版《论持久战》印行。搬到重庆后，新华日报馆又在1939年1月25日印行《论持久战》订正版，2月印行增订版，印刷精美，在国统区广为流传，影响深远。

新华日报馆图书出版物但发行环境有别于抗日根据地，所以新华日报馆采取了门店发行售卖、广告推销、秘密印行散发等综合且灵活但策略，扩大了出版物但知名度和销售量，成为传播战时局势但重要载体。

专家观点3：

遵义会议期间最先抵达綦江的部队是红一军团二师四团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研究部主任、研究馆员艾智科认为，遵义会议前，红一军团进入黔北，为占领黔北要地，防范川军来袭;根据电文显示，中革军委指示红一军团红二师行进在红一军团最前方，红一师紧随其后，进行了战略部署。红二师所属红四团而非红一师所属红二团是此时整个部队的先遣队，红四团于1935年1月12日抵达贵州松坎，在二师其余部队的配合下于16日占稳松坎，并在松坎北面与綦江交界地带展开部署，以作为前哨防止北面来犯之敌。15日遵义会议召开。17日接到调任命令的二师红四团团长耿飚对其驻地有相关记述，他称前哨驻松坎以北二十余里外。一师则于1月17日才抵达松坎以南之清水溪。关于红二师的重要性，聂荣臻在回忆录中明确，当时“二师由军委直接指挥”;关于红四团的重要性，朱德在1935年1月14日专门对红一军团致电要求“二师之第四团受军团直接指挥”，这均是最好证明。所以，艾智科认为，遵义会议期间最先抵达綦江的部队是红四团。

来源：重庆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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