綦江籍烈士王奇岳的传奇故事！

xia2021 · 发表于 2021-11-4 09:24:45

王奇岳与彭真在狱中并肩战斗的日子

光荣纪念证。

革命烈士证明书。

王奇岳与家人的合影。

本报记者刘克洪

重庆綦江籍烈士王奇岳（化名叶玉文），1928年秋赴天津中共顺直省委工作，1929年春担任顺直省委秘书长。其时彭真化名傅茂公，担任中共天津市委书记。1929年五六月间，王奇岳、彭真因叛徒出卖，二人先后被捕关入天津监狱。他们在监狱中，经受了烈火真金般的考验，组织领导被关押的同志和狱友，与监狱当局展开斗争，并取得一次次胜利，表现了共产党人坚定无畏、英勇不屈的崇高品质。

★斗智斗勇保护组织

王奇岳到达天津时，正值国民党反动派大肆搜捕共产党人，形势十分严峻。王奇岳经历丰富，富有斗争经验。他1920年下半年从重庆赴法勤工俭学，1925年由法国巴黎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同时由共青团员转为中共党员，1927年下半年在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时奉派回国。王奇岳回国后，先安排在武汉党中央机关工作，后党中央迁往上海，他就任湖北省委宣传部长。1928年秋，王奇岳调到天津中共顺直省委工作，与他同到天津的还有一位名叫李盛莲的女共产党员。为便于掩护工作，组织上安排他与李盛莲结为夫妻。

面对严峻的斗争形势，王奇岳十分谨慎，警惕性很高。有一次，他去一个联络点接头，该联络点突然被敌人围住，几名共产党员和一些嫌疑人员被押到军警督察处，集中关在一间屋子听候审讯。王奇岳见屋内人群混杂，急忙脱掉长袍马褂，并商量与一个卖油小贩调换了衣服。当敌人把他们一个一个地押去审讯时，他从容地自称是卖油的。敌人问道：“你既是卖油的，为什么跑到共产党机关里去了？”他佯装不知情并老实巴交地答道：“我是去要账的呀!”敌人恶狠狠地反复逼问多次，他始终一口咬定是去收账的。敌人见他的穿戴确实像一个卖油的小贩，也没看出什么破绽，于是训斥一顿，便把他放了。王奇岳出来后，穿过大街小巷走了很远，见无人跟踪，才返家迅速布置有关人员转移隐蔽。

1929年5月，原中共顺直省委委员王藻文、李德贵叛变，省委派秘书兼除奸队长郭宗鉴将王、李两人处决，此事轰动天津，被人们称为“首善里事件”。王藻文当时没死，还向随后赶来的法租界巡警告发郭宗鉴。闻讯赶到的王藻文妻子张健生（原是地下党员）和李德贵之母也背叛革命，向敌人提供了许多党的组织和地下党员的活动线索。

随后，顺直省委交通员陈涤云被捕叛变，供出设在法租界的中共顺直省委机关收发室地址及一些共产党员的下落。省委书记卢福坦（化名韩振明）、秘书长王奇岳、省委发行和保管文件的刘秀峰（化名李子芳）先后去收发室时被捕。省委委员兼锄奸队长郭宗鉴、秘书处长詹大权，中共天津市委书记彭真、市委委员金城（化名靳子涛）等也先后在各处被捕。省、市委包括陈涤云在内共被捕23人。

王奇岳等被捕后，被法租界巡捕房引渡到国民党天津市公安局关押，其他各处被捕的人也关押在公安局内。敌人对这些被捕的人进行严刑逼供，王奇岳受审时，自称名叫叶玉文，刚从上海到天津来报考南开大学，途中结识一个朋友，介绍到收发室找个暂住的地方，与收发室的人毫无关系。而陈涤云已供出王奇岳是省委秘书长，但王奇岳坚持说自己从不认识陈涤云，是他害怕受刑乱供害人。敌人带来陈涤云当面指认，王奇岳仍坚决否认。敌人对王奇岳反复施以酷刑，企图逼他招供，王奇岳几次昏死过去也拒不承认。敌人见他始终否认，加上王奇岳到天津工作不久，一切行动非常隐密，与陈涤云很少接触，陈涤云也不知道王奇岳的住址和家庭情况，更提供不出其他证据，敌人只好把王奇岳作为嫌疑犯处理。

彭真大革命时期就在天津工作，大革命失败后，先后担任中共天津市委代理书记、书记，中共顺直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代理书记。在白色恐怖的严酷环境中，彭真深入工人群众，继续坚持斗争。

彭真被捕时，他与郭宗鉴的身份已经暴露。鉴于这种情况，他趁与郭宗鉴一起关在天津公安局特务队商量：为尽可能减少牺牲、保护省委和已被捕同志，决定主动承认均为省委领导。后来彭真回忆说：1929年被捕后，“为了缩小党的牺牲范围，决心牺牲和承认已遭受敌特叛徒严重破坏、敌特早已知道的前任省委，即我曾任组织部长的已被停止职务的那任省委，以排斥保存被捕的现任省委负责人和其他干部及党的组织”。

之后，彭真与郭宗鉴迅速开展工作，组织被捕同志翻供、串供，保护了大批同志，使10多人获得无罪获释。

★有理有据开展斗争

王奇岳、彭真等22人在天津市公安局关押，经受了残酷拷打和非人折磨，但敌人并没有得到需要的口供。一个月后，不得不把他们移交给国民党河北省高等法院天津分院审理。

对于敌人的所谓审理，彭真提议大家学习法律，运用法律手段进行有理有据的斗争，争取能够获得较轻的判决。当时，他设法找到了国民党当局制定的《反革命治罪暂行条例》《中华民国刑法》《防止共产党办法》等法律条规，研究其内容，帮助文化低的政治犯写申辩书。王奇岳、彭真、郭宗鉴、金城等人还聘请了由中共顺直省委暗中安排的地下党员律师和思想进步的律师作辩护人，把敌人的法庭作为战场，充分揭露敌人非法逮捕无辜群众、野蛮凶残地施以毒刑硬逼口供等罪行。这些痛斥，激起了旁听席上正义的新闻记者和开明人士的愤慨，天津分院唯恐事态扩大，立即将这23人（含陈涤云）送往河北第三监狱（在天津市）关押。

第三监狱分为前所（拘留所）和后所（正式监狱）关押，王奇岳、彭真等均被关在前所。彭真、郭宗鉴作为已经确认的政治犯，押至监狱后就被加上沉重的脚镣，和刑事犯一起，以七八人为一组被分别关押到仅能容纳四五人的小牢房内，受尽了虐待、勒索和迫害。

前所牢房，内外臭气熏天，“犯人”吃的是发霉小米饭。体质较差的人关进去，隔不了多久就被折磨至死。王奇岳、彭真、郭宗鉴等几人关进后，就商量必须与监狱当局开展斗争，争取改善这种恶劣条件。

他们一方面向那些普通犯人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罪行，宣传革命道理，启发教育被关押的普通犯人。另一方面以人道主义等理由，代表全体被拘留人员，再三提出抗议，要求改善环境卫生和生活条件。天津分院担心普通犯人被这些政治犯影响，乃指使监狱当局将这23人转移到后所关押。

转移至后所，王奇岳、彭真等的待遇也没有得到改善，敌人反而变本加厉对他们进行残酷迫害。1929年下半年，被关押的程秉义等3人在敌人百般摧残之下死去。王奇岳、彭真十分愤慨，发动大家开展“反虐待、争生存”斗争。

开始因许多共产党员互不认识，后由彭真、郭宗鉴、詹大权、王奇岳等进行秘密串连，摸清了部分政治犯的案情和表现。他们认真观察监狱的地形布局后，还做好了越狱准备。后来由于敌人引起警觉，并加强了戒备，王奇岳、彭真取消了越狱计划。

对于王奇岳、彭真等人的被捕，党组织积极开展营救工作，还成立了“济难会”配合狱内同志开展斗争。王奇岳的妻子李盛莲也被安排到“济难会”做营救王奇岳的工作。按照当时监狱规定，“犯人”家属可每两周探视一次。李盛莲以家属闻讯从外地赶来天津的名义，打听有关王奇岳的消息，收集了解监狱中的情况，并送去一些法文书刊和当地报纸，以及一些生活用品。监狱看守不懂外文，只听说是外国小说，也未细查，其实里面多数是法文版的马克思主义书籍和进步刊物。后来王奇岳等人利用这个条件，在开展狱内斗争中，经常用法语和俄语与大家交换意见。看守听不懂，又担心这些政治犯不轨，常常高声制止：“犯人是中国人只准说国语，不准说外国语!”王奇岳等人则不予理彩。

不久，共青团干部左正南被狱方安排在牢房当“铺头”的刑事犯折磨致死。彭真、王奇岳等义愤填鹰，立即发动政治犯揭露和控诉敌人的残酷罪行。狱内开展的斗争，狱外党组织也想尽办法支持，监狱里的黑暗内幕于是得以在报纸上公开披露。这些被披露的黑幕，顷刻间作为重要新闻被广泛传播，激起社会各方面的强烈谴责。国民党反动当局为了防止事态扩大，被迫将一个“狱头”交由法院判处死刑。

此事过后，敌人害怕政治犯们的斗争，引起刑事犯人“闹事”，就另建了一座新监房，把120多名政治犯集中关进新监房里。

★绝食抗议争取生存

1930年春，彭真、王奇岳等23人均被判刑。其中天津分院对王奇岳等12人以共产党嫌疑犯罪名，分别判处11个月的有期徒刑；国民党河北省高等法院对彭真则以政治犯罪名，判处最重的9年徒刑。

国民党反动派对政治犯的迫害特别凶狠，粗劣的伙食、残酷的刑罚、恶劣的条件，在狱中屡见不鲜。彭真、王奇岳等为了进一步开展“反虐待、争生存”的斗争，改善政治犯的生活条件和揭露监狱管理的黑暗罪恶，秘密组织串联，在政治犯中成立了秘密共产党支部，彭真被推选为支部书记，郭宗鉴、詹大权、王奇岳、卢福坦被推为支部委员。大家以党支部为核心，团结大多数政治犯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狱中斗争。

党支部认真分析了当时面临的形势、监狱环境特点和政治犯内部情况，以及敌人派系斗争、争权夺利、贪赃枉法等情况，认为政治犯在狱中不仅必须坚持斗争，而且有取得胜利的可能。在研究斗争策略时，彭真提出五点原则：“在监狱的特殊环境下，确定斗争目标，提出斗争要求，一定要顺乎人心，合乎情理；要利用国民党法律许可的范围，不给敌人以镇压的借口；要利用敌人之间的矛盾和弱点，不提出‘左’的口号和不切实际的要求；把公开斗争和秘密工作结合起来，开展狱中斗争和争取狱外支援结合起来；要根据情况变化，不断研究斗争的方法。”

支部研究决定，以彭真、王奇岳、郭宗鉴等为核心，利用“放风”和其他场合，秘密串连，征求意见和宣传动员。在策略和方法上，可采取先质问、抗议，如无效，再推举代表交涉；当监狱当局查监时，对之包围说理，如仍无效，则实施斗争的最高形式——绝食；利用法院提审的机会，在候审室和法庭上，利用有新闻记者和旁听者在场的机会，对敌人滥捕、滥押、滥用肉刑，以及狱中残酷迫害等黑暗、野蛮不人道的罪行进行控诉揭露，争取社会舆论的支持。

当时，监狱内共有四个号甬（即四大片），支部要求彭真、王奇岳、郭宗鉴、詹大权各领导一个。每个号甬负责三间监房，以每间监房为战斗单位，由支委指定一名党员骨干负责本监房的斗争，上下密切联系，并确定了各号甬和监房领导斗争的候补人员名单，一旦谁被隔离，与支部失去联系时，由候补人员及时自动补充上去，继续领导斗争。

这时，全国各地工农红军和红色苏区发展较快，国民党内部矛盾激化，蒋、冯、阎中原大战爆发。天津是阎锡山的后方，为了巩固其后方统治，他加紧了对政治犯的防范和控制。针对敌人的迫害，彭真、郭宗鉴、王奇岳等以“反虐待、争生存”为内容，拟定斗争计划，并密报中共顺直省委批准。1930年5月30日，即以书面形式向监狱当局提出了八条要求。即改善生活；去掉脚镣；白天开放牢门；准许购买和阅读公开发行的书、报、杂志；增加家属探监次数并延长会见时间；延长“放风”和运动体格的时间等。为了给敌人施加压力，彭真、王奇岳等通过教育、感化和买通的看守人员，或利用家属探监的机会，将密写材料送出，交由顺直省委利用新闻媒体，披露、控诉狱中虐待“政治犯”的罪行，报道“政治犯”提出的合法合理要求，呼吁社会舆论支持。

1930年6月中旬，共产党员魏振华被折磨致死。彭真、郭宗鉴、王奇岳等怀着仇恨的怒火，立即向监狱当局提出开追悼会和迅速答复八条要求的意见，但仍遭到拒绝。

彭真、王奇岳等立即部署绝食斗争，要求大家多储食盐、咸菜和白开水，待绝食开始，只要静卧，多饮加盐的开水，就能延长绝食时间，并作好绝食7天的思想准备。120余名政治犯高呼“争取生存的权利”“改善生活待遇”“反对虐待和压迫”“我们没有罪，有生活的权利”等口号，于7月2日开始绝食。

绝食第一天，敌人下午便把彭真、王奇岳及20多名策划者转押至天津陆军监狱关押，妄图采取分散隔离的办法各个击破。各号甬和监房的候补人员随即补充上去，继续领导绝食斗争。彭真、王奇岳等20多人仍在陆军监狱继续绝食声援。

绝食第三天，军方派兵到监狱责问政治犯为何暴动？政治犯一致回答，为了反虐待、求生存，并揭露监狱惨无人道的罪行；说明我们并非暴动，而是绝食；还申明法律上并未规定犯人不吃饭就是犯罪。士兵们知道狱方谎报情况，乃于当天下午全部撤走。

狱方妄图借刀杀人的阴谋破产后，又使出欺骗拉拢、分化瓦解的伎俩，但绝大多数难友表示，不答应条件宁死不食。省委在外面也发动“政治犯”家属向狱方说理，并通知各级党组织争取社会各方大力声援。

绝食第四天，一些新闻记者来到监狱采访，冲破狱方设置的各种阻挠，了解到了“政治犯”受到种种残酷迫害和魏振华等被折磨致死的情况。绝食第五天，《大公报》《庸报》《益世报》等纷纷刊出第三监狱政治犯绝食的消息。一些新闻单位、社会名流、学生团体也先后到狱中采访、探视、慰问，社会各界人士广泛关注，这给敌人造成了很大的政治压力。

天津市公安局长曾延毅为了稳定阎锡山的后方统治，防止事态扩大，逐次答应了“政治犯”提出的大部分要求。绝食斗争至此基本获得胜利，彭真、王奇岳等决定，全体政治犯复食。

不久，王奇岳、詹大权、卢福坦等十多名政治犯被判11个月的刑期已到，而天津公安局则借口他们参加过绝食斗争而继续关押。王奇岳、詹大权代表大家不断向公安局提出质问，为何刑满后不予释放？公安局无理对答，终于在1930年8月将王奇岳、詹大权、卢福坦（卢出狱后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时叛变）等十多人释放。

王奇岳被释放后，当夜偕同李盛莲乘海船去上海。1931年夏出任中华全国总工会秘书长，协助总工会委员长刘少奇秘密进行工会工作。1935年5月，在赣东北地区一次战斗中壮烈牺牲。

而彭真等则在狱中继续坚持斗争，在王奇岳出狱后不久再次发起的绝食斗争中，彭真因身体虚弱患上了肺结核和痢疾，虽然绝食斗争获得胜利，但彭真病情恶化，还写下了遗嘱。顺直省委得知后，及时派人秘密给彭真送来鱼肝油，并以亲友身份与狱方交涉为他治疗，彭真的身体才逐渐得以康复。直到1935年8月，彭真才获释出狱。出狱后，彭真担任中共天津工作组负责人，着手恢复中共地下党组织，组织领导天津各界群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来源：綦江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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