綦江历史故事之——“公车上书”的綦江张家三兄弟 - 綦江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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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秋九月，笔者与好友从巴南仁流场爬坡上坎，走回綦江。一路板栗生香，满田金黄的稻谷压弯了腰。眼看还有两公里就到新盛街道正自场，笔者想起了四年前曾到过的綦江藉著名清官张华庭故居就在路旁青岗沟，不知现在怎么样了。

“鹤如相识来看客，月不须邀自到门。”这是张华庭八十九岁时题写的自勉联，现收藏在重庆三峡博物馆。这要有何等的旷达心境，才能直抒出这般胸臆？

想着，想着，笔者一行就拐了个弯。曾经高耸的朝门早已不复存在，只剩下方石窗基上的“双喜”图雕依稀可辨，还有这约三米长的十五级阶梯无声地告诉我们曾经的辉煌。

青石板院坝仍然是原来那般干净整洁，正堂屋还是大门紧闭。前人已经讲了张华庭的不少故事，笔者一行也没有奢望会有什么新发现。

运气好到爆，许是我们突然到访的喧闹声惊动了主人家。一位满头白发的慈祥老人走了出来。一打听，原来是张华庭的嫡孙女，她叫张集珍，77岁。出身名门却成农人，她失落吗？带着疑问，我们与她攀谈起来。

张集珍告诉笔者，父亲死得早，裹小足的母亲又干不了重活，家庭没有祖辈显赫了。好在她尚幼，对那时的富足并没有印象，没有对比就少了埋怨。只听说自己的爷爷曾经是个了不起的官，仅此而已。

洞悉世事的她看出了我们的失望，分别时告诉我们，她的侄儿张高潮，知道得多。

回到綦江，我们联系上了65岁的张高潮。在他提供的《张氏族谱》上，我们发现了同出张钧瑚的5个儿子20个孙子中，除张华庭外，还有好几个似曾相识。

喜欢刨根问底，笔者立马翻开清《綦江县志》仔细比对，原来张钧瑚的儿子张先泽和孙子张济康两叔侄都在光绪十一年（1885年）考取了贡生。特别是光绪二十年（1894年）四川乡试，在全省只有80个举人名额的限制下，綦江在全省200来个县中脱颖而出，有屈厚慕、林文澜、张济烜、杨铭新、张济南、张济贞、王晋恩共7人中举，取得了科举以来的最好成绩。其中张济烜、张济南、张济贞都是张钧瑚的亲孙子。

古时，把同年考中功名的人称为同榜。四川历史上举人、进士科兄弟同榜偶有出现。比如：宋嘉佑二年（1057年）眉山人苏轼和苏辙、明正德六年（1511年）三台人张翀和张shū（羽未）都进士及第，清光绪十九年（1893年）巴县人梅际郇和梅际郁同科考中举人，成就一段科举佳话。但都只有两弟兄，数量上比不过这綦江三弟兄。

而綦江石佛岗“兄弟进士”牌坊旌表的伍辅祥、伍浚祥、伍奎祥同胞兄弟3人先后于道光十五年、十六年、二十七年金榜题名，也风光川黔。但他们毕竟不是同年考中。

笔者查阅古代四川乡试记录，没有发现另外有三兄弟同一年考中举人的成绩。也就是说，张钧瑚的这三个孙子，极有可能创造了四川乡试“同榜举人兄弟仨”的纪录。所以清《綦江县志》赞曰“同举乡榜，人称盛事！”

话说人生四大幸事，“久旱逢春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新科举人，怎么会放过第二年会试考进士、争状元，在HD面前露一手的机会？

1895年春天，包括綦江7人在内的各省举人云集进京参考，期待“一举成名天下知”。

然而，却传来甲午战争中国战败，清ZF与日本签订不平等《马关条约》的消息，引发全国人民的反对。

受新知识、新思维的影响，这一批新晋举人开始“开眼看世界”，在不断恶化的国家民族前途命运面前，要求朝廷变法维新、救亡图存的要求自然更加强烈。

据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华东师大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茅海建著《戊戌变法史考》（三联书店，2005年出版）记载：截止四月十五，正在北京参加会试的各省举人中，有1690名通过38件联名，向光绪HD上“万言书”，要求拒签中日和约、变法维新，史称“公车上书”。

这里所说的“公车上书”是在四月十五日前由京官或各省举人领衔，与四月下旬起康有为、梁启超组织的联省“公车上书”有所区别。

笔者了解到，四川举人林朝圻、刘彝、王昌麟等人先后于四月初六、初八领衔联署签名“上书”，其四川举人有57人次（含3人重复签名），其中就有綦江籍的张济烜、张济南、张济贞三弟兄。

他们围绕“选枢臣、择统帅、一事权、罢奸人、破资格、简精锐、裕军饷”七条陈，劝谏光绪帝“拒和、迁都、变法”“以和议赔款之金，购兵轮，遣敢死之将直捣倭国”，其悲壮豪迈爱国之心，体现了当时读书人对“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家国担当，也深刻揭露了当时四川田房契税大肆乱征、盐税流失等腐败吏治乱象。

然而，查遍《戊戌变法史考》“公车上书”名单，笔者到目前都没有发现有綦江籍的其他举人参与联署，就连大众皆知的“公车上书”领袖康有为都没有在第一阶段“公车上书”联署名单之内。或许是因为举人们担心，如果参与上书失败，不但到手的功名会被革除，而且还会危及身家性命及背后的家族利益。所以，有相当部分选择明哲保身。

事实上，四月下旬的联省“公车上书”虽然汇集了18省超1200名举人联署，但由于5月2日最终到松筠庵现场“请愿”的人数甚少，并且因条约已经用印，被都察院拒绝接收，更不用说递交到光绪帝手中。

“公车上书”是晚清维新派登上历史舞台的标志，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张济烜、张济南、张济贞这綦江三弟兄参与“公车上书”，在国家民族的大是大非面前不含糊、不犹豫，展现了敢为人先的高贵气节，为綦江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偏处西南腹地綦江的张家三兄弟，能够在“公车上书”这一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大事件中留名青史，又是什么样的家风哺育熏陶的呢？如果读者朋友还有兴趣，静待《綦走发现》后期推出。